• <nav id="c6aiy"></nav>
  • <nav id="c6aiy"><strong id="c6aiy"></strong></nav>
    <nav id="c6aiy"><nav id="c6aiy"></nav></nav>
    <menu id="c6aiy"><nav id="c6aiy"></nav></menu>
  • <menu id="c6aiy"><strong id="c6aiy"></strong></menu>
    <nav id="c6aiy"></nav>
  • <menu id="c6aiy"><strong id="c6aiy"></strong></menu>

    我與古文字研究

    更新時間:2021-09-17 15:15:35 所屬欄目:先生 作者:梁佳慧

    摘要:曾憲通作品我的乳名叫曾雄鎮,1935年1月(農歷甲戌臘八)出生于廣東省潮安縣彩塘鎮驪塘鄉。小學就讀于星洲僑領曾汝平鄉賢創辦的「務滋學?!?先后在潮安二中和金山中學讀初中和高中。1955年秋,我在汕頭金山中學畢業,即考進中山大學中文系。當時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分別設有語言學和文學兩

    曾憲通作品

    我的乳名叫曾雄鎮,1935年1月(農歷甲戌臘八)出生于廣東省潮安縣彩塘鎮驪塘鄉。小學就讀于星洲僑領曾汝平鄉賢創辦的「務滋學?!?先后在潮安二中和金山中學讀初中和高中。

    1955年秋,我在汕頭金山中學畢業,即考進中山大學中文系。當時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分別設有語言學和文學兩個專門化方向,開設的課程幾乎有一半是語言文字學的。在系里多位語言文字學家的影響下,我開始對歷史悠久的傳統語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主動修習了語言文字學系列的全部課程,用心鉆研,并驚奇地發現,在整個學術的殿堂里,還有語言文字學這塊寬廣無垠的天地,渴望著窺探其中的奧秘。

    1959年暮春,容庚先生帶著4位副博士研究生北上實習,學校讓我提前畢業作為容庚先生的助手隨行。這次實習歷時兩個多月,在全國各大博物館和文物工作隊看到了許多傳世和新出土的珍貴文物,還拜會了多位向往已久的著名學者和專家,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唐蘭和郭沫若兩位先生。這次隨同實習使我有機會接觸到大批老祖宗使用過的古文字實物資料,眼界大開,知道要在古文字學領域里有所作為,就必須具備多方面的學識,尤其要了解與古文字密切相關的歷史、考古和古器物學等背景資料,光靠課堂上的學習和書本上的知識是遠遠不夠的。

    1959年8月我在中山大學中文系正式畢業,組織上分配我留校在古文字學研究室工作,擔任容庚先生的助教兼任古文字研究室秘書,協助室主任商承祚教授開展研究室的日常工作。當我向容庚先生報告自己留校當助教時,沒料到他竟給我大潑冷水。后來,他見我并沒有動搖,便把他妹妹容媛編著的《金石書錄目》送給我,還無私地開放他那著名的「五千卷金石室」供我自由地閱讀,還叮囑我把他的藏書記號移錄到自己的書上,以便按圖索驥。并布置我臨摹《說文解字》《金文編》和《甲骨文編》3部字書,細心比較彼此的異同,留意某些器物上的特殊寫法。他常對我說:「大匠予人以規矩而不能予人以巧,巧,只能在刻苦的磨鍊中得來?!褂终f:「一個人要做學問,光靠平日博聞強記是不夠的,必須借助『目錄』一類的工具書作為治學的階梯,這本《金石書錄目》你要好好地加以利用?!谷莞壬膼圩o和鼓勵,使我明白做學問必須善于學習、勤于探索,一步一個腳印地循序漸進,才能達致科學的頂點。

    1961年深秋,商承祚教授帶領王子超和我到鄭州和北京兩地摹校信陽楚墓出土的竹簡。商先生對殘簡拼接和簡文臨摹有很豐富的經驗。他認為,殘簡拼接要注意內部條件和外部條件的協調。內部條件指字形和文意,同一個字的用筆體勢往往因人而異,同篇文章的文氣也必然是上下聯貫的。屬于同一寫手的字而又上下文意通達無礙是拼接殘簡最基本的條件,再參照字形的大小,字距的疏密和殘簡斷口的形狀,以及相關的花紋、色澤等外部條件,即可作出判斷了。商先生對于簡文的臨摹,則主張主觀與客觀相結合,先無我然后才有我。所謂「無我」,就是要做到完全客觀地,將所見的筆畫準確無誤地臨摹下來,而不管它對與不對;所謂「有我」,就是要根據自己的學識與經驗,判斷其筆畫和結體是否符合規律,然后決定如何取舍;對于筆畫漫漶不清和殘缺不全的字,尤其需要反覆斟酌和推敲。商先生的這些理論和方法,成為我們日后整理竹簡的指南。

    從二十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是我踏入古文字學門檻的第一個階段,這段時間的許多日子都是在容庚、商承祚二位老先生身邊度過的。二位前輩長期從事古文字資料的搜羅和撰集工作,他們擅長字形分析和強調第一手材料、注重實證的嚴謹學風,對我影響至深,特別是容庚先生一貫倡導的「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自強不息、鍥而不舍的精神,至今仍是自己克服困難的座右銘。

    第二個階段開始于1974年初夏,當時正是新中國考古發現的黃金時代。繼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竹書出土之后果,又發現了湖南長沙馬王堆帛書和湖北云夢睡虎地秦簡,這些都是轟動中外學術界的重大考古收獲。在國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長的主持下,從全國各地調來了一大批學者組成秦漢簡帛整理小組,在當時的特殊條件下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我是作為商承祚教授的隨行人員加入這一行列的。這次在北京紅樓工作,我不但接觸到一批批新出土的簡帛資料,還認識了許多全國一流的老專家,以及同輩學者中的眾多佼佼者,從他們身上學到不少高尚的品德和可貴的學識,明確了自己治學的方向和目標。這對我一生的學術生涯是有決定性意義的。特別是在整理臨沂漢簡的過程中,在朱德熙先生的主持下,與裘钖圭、李家浩、吳九龍等先生一起討論殘簡的拼接、編聯和文字的考釋、通讀等問題,受到很大的啟發。朱德熙先生研究古文字的特點是重視字形而又不囿于字形,他注重透過文字符號去了解較為隱蔽的語言事實,這樣往往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出土文字資料的釋讀上常常有這樣的情況,光從字形上看問題,往往感到「山重水復疑無路」,就在這個時候,朱先生常用的口頭禪是:「換一個角度看看怎么樣?」他的意思是:不妨從文字背后隱蔽的語言事實來考察。這樣一來,往往就會出現「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界,令人有豁然開朗的感覺。我想,這就是語言學意識的效應。在古文字資料的釋讀上,有沒有這個「意識」是大不一樣的。它使我們在思考問題時多了一條思路,多了一個角度和一條門徑。這對于從事語言文字研究工作的人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第三個階段開始于1979年的初冬,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在廣州舉行第二屆學術年會,由商承祚教授擔任理事會理事長,我和趙誠任秘書長兼負責操辦具體的會務工作。國際著名的漢學家、香港中文大學饒宗頤教授首次回國內參加學術活動。第二年秋天,饒宗頤教授應文物出版社王仿子社長的邀請,在往成都出席第三屆古文字學術年會后,即到全國各地進行學術考察。當時文物出版社派鄭昌政先生專程到成都迎候,我也作為廣東省高教局派出的隨行人員一路陪同。從成都出發,先后到過寶雞、蘭州、敦煌、西安、洛陽、登封、鄭州、開封、武漢、荊州、奉節、宜昌、安陽、北京、承德、濟南、泰安、曲阜、南京、揚州、鎮江、常熟、無钖、蘇州、上海、杭州、衡陽、廣州等地,歷時三個多月,行程達數萬里。由于先生對楚地出土文物情有獨鐘,在考察過程中,即擬定「楚地出土文獻研究」這一課題,邀我共同研究。1981年10月至1983年12月,我應香港中文大學之聘,任該校中國文化研究所訪問副研究員,在饒先生的親自指導下,共同完成《云夢秦簡日書研究》《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辭研究》和《楚帛書》3部著作。饒宗頤先生是位「博古通今,中西融貫」的國際著名漢學大家,在我有緣隨侍左右的二三十個月里,饒先生總是耳提面命,言傳身教,令人如沐春風。在此期間,除了根據研究對象的內容向饒先生請教古代術數、樂律和天文歷法之外,還領悟到不少治學的門徑。就有關研究地下出土文獻而言,饒先生不但主張要釋文字、明義理,更強調要從文化史的高度,明因果,溯源流,窺探人類文明發展的軌跡。饒先生非常重視「三點論」,即掌握焦點,發揮特點,尤其著力于關聯性的層面和「問題點」的研究,即把研究對象的相關事物盡可能匯集起來,從縱的時間方面探討其產生、銜接的先后層次,從橫的空間方面考究其交流、傳播和互相挹注的歷史事實,進而從錯綜、交叉的關系中,尋找其說明種種現象的內部規律。正是饒先生這種追溯文化淵源的強烈意識和不知疲倦的求索精神,一直激勵著自己不斷地探索和進取。

    以上是我研習古代文字的三個階段,現在回過頭來看,也可以說是三次機遇和三度升華,即培植根基——明確方向——把古文字研究和古代文化研究結合起來。

    (摘自《曾憲通自選集》,中山大學出版社2017年11月版,題為編者所加)

    相關內容

    歡迎留言:

    精品自拍第1页|精品自拍高清区免费观看|精品自在拍精选久久